磨在那里了。
王主任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没人帮忙的话他无法起身。
妈妈每天早晚帮他换洗、喂饭，其余时间便由他躺在床上，即便哀嚎也不理的。
王主任很臭，大小便都裹在尿布里，他讲不清楚话，会泄愤似地抠出秽物，甩得到处都是，甚至以此攻击靠近他的人，所以直到他死我都没进过他的房间。
王主任去世那天，他的女儿和女婿带着一帮亲戚第一时间来了。
王主任被草草收拾了一下后拉去了殡仪馆，他的女儿对妈妈和我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我们三天以内搬离她的房子，否则没有废话，直接报警。
妈妈没有吵闹，带着我搬进了她租的两间小房子里，房东是常和她一起打麻将的菜贩。
从小洋楼到农户房顶加盖的彩钢房，我没有为这种落差感到不满，甚至由衷地觉得安心，我想妈妈也是这样觉得的。
后来铺子的生意愈见惨淡，我们没了经济来源，妈妈整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她在牌桌上欠了些钱，便不怎么去棋牌室了。
她偶尔会问我长大后会不会养她，我总是让她放一百个心，说以后不养她就是小狗。
后来妈妈关了铺子，去家政公司做保姆，没多久后她竟谈了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据说是跳广场舞的同伴介绍的。
那个教授请我们母女去很正式、很高档的餐厅吃饭，我见他不算老，头发漆黑如墨，戴着眼镜，西装笔挺，样子很斯文，所以在他问我赞不赞成妈妈和他交往时，我表示很赞成、很同意。
教授是离婚独居的，妈妈很快辞了工作搬去他家里住，教授每月的退休金有两万多，但他对妈妈十分吝啬，规定两人每天的生活开支不能超过100元，如果哪天多买了些水果或者鱼蟹，便要将超出的部分平摊到以后的日子里，等“账”平了再恢复每日100元的水平。
那段时间，我独自住在柏树村，妈妈告诉我教授爱清净，不喜欢孩子。
后来妈妈渐渐发现自己被算计了，她以恋爱的名义照顾教授的饮食起居，帮他洗衣打扫，事无巨细，可教授对妈妈一毛不拔，甚至也不打算结婚，妈妈感觉自己不知不觉间成了他的免费保姆，多次争吵无果后便要了一笔劳动补偿费，与教授分道扬镳了。
我妈没什么文化，除了做得一手好菜，她引以为豪的便是她的外貌，她皮肤白，身材苗条，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
我隐约知道，她手机通讯录里有许多风流的秘密，导致她在外风评不佳，所以离开教授不久后，她突然告诉我她要同一个办鞋厂的本地人结婚时，我对此丝毫不觉得意外，只是问她是不是还是个老头，她笑着问难道还有小年轻会看上你妈吗？
当时我是真心祝福她的，我对她说希望你以后的人生一帆风顺，过得幸福。
出乎意料之外，妈妈的新丈夫很大方，她如愿以偿当上了阔太太，穿金戴银，周身名牌，出入都有司机接送，每天辗转在各个茶楼会馆，接触到了本地富裕人家的圈子。
托她的福，我得以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甚至解决了户口问题，这才有机会进入招生极为严苛的知名高中读书。
那时我十六七岁，随着青春期而来的忧郁和敏感，让我懂得了别人鄙夷我妈这种人的原因，我也终于理解了人们说的那种特意通过感情和婚姻谋占他人财产的阴谋。我是心虚的，但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新爸爸的资助。
我不喜欢新爸爸家，因为他的儿女显而易见地讨厌妈妈和我，每次聚餐，他们总是乐于故意展现家庭成员间的友爱和谐，很有默契地高声说笑，想用笑声刺激我和我妈的神经。
他们做任何事都会将我们母女忽略，甚至连眼神也吝于着落在我们身上。我和妈妈在他们嘴里都没有姓名，即便当面称呼，也会用“那个谁”、“喂”、“那个人”、“她女儿”之类来代替。
妈妈似乎并不受他们的影响，随时都是笑意盈盈的，也许是妆面太浓的缘故，她越来越像一只笑面狐狸了。
还好我平时都住学校，休息天我就回柏树村的出租屋，眼不见心不烦，我乐得离他们远远的。
后来，新爸爸家的鞋厂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妈妈的日子也难过起来了，她已经养成了养尊处优的性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我高三那年，因为新爸爸没钱了不再帮妈妈还赌债，她便开始四处借钱，甚至打起我的主意，希望我把攒的零花钱拿给她去翻本。
我意识到妈妈要完了，她偷拿了新爸爸家的珠宝首饰去典当，以换取赌资。甚至，她为了劝债主不要上门，不惜和信贷公司的马仔发生关系，还被录像下来以此威胁，最终还是被新爸爸知道。
妈妈被扫地出门了，她拉着两箱子衣服躲回柏树村，告诉我说她的债主还在找她，也许我们需要回老家去避避风头。
记忆里，妈妈年轻时就和她的家庭断绝了联系，我不知道她说的老家是在哪，我问她，她也不回答。
那段日子我过得十分煎熬，没有钱，每天吃饭都是问题。
不得已我开始向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借钱，借得多了，又迟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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