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全天下的人，不论庶民还是贵族，都是卫国的子民，也就不再会有长年累月的征战，彼此消磨。

　　他甚至可以统一天下的钱币、度量衡，让那些困扰庶民们的难题一一解去。

　　桓珩从不畏难，他相信待天下尽归卫国后，所有的庶民都能被妥善治理，此后百姓庶民，尽皆富庶。

　　对于将来如何治理天下，他也早有了筹谋。有宋国的先例在前，分封只能在天子强大时，才能惮压住他们，但随着时日的推移，原本忠心耿耿的人，势必会随着子嗣更迭而变心，但无人能保证后世子孙定然是足够有毅力、担得起君主之责的。

　　所以桓珩欲要推行郡县制，这也是他和桯俨等人商量出来的。

　　所有去往地方任职的人，都必须由都城任命，且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久留，这样才不会大面积的吞并庶民的土地，也不会在一个地方根深蒂固的积攒势力。

　　正是因为他推行郡县制，所以往昔的治国之法都不再适用。

　　桓珩并没有因为自己重用墨家出身的桯俨，就推崇墨家，相反，他分外中意法家的学说，以法治理天下，才能惩治那些趁着世道未平，为非作歹的恶徒。

　　但法家的学说，只能作为惩戒，威慑那些心怀不轨之人，并不足以真正的使庶民安稳。所以桓珩有将目光落在了儒家，虽然他并不喜许多儒家的言论，但君臣父子、伦理纲常，对于稳定一个国家，使其长治久安，却有好处。

　　当世的儒家大贤，莫过于廉思老先生，不过廉思老先生一贯喜爱带弟子周游天下，一时半会儿寻不到踪迹。

　　至于法家如今最具盛名的，则是仲胥先生，桓珩早已将仲胥先生请至郢城，连同他的弟子，以及其他有名的法家之人。

　　仲胥原先在宋国，但并未能获得宋王的赏识，后来辗转去了越国，受到了越王的重用，就连后来卫国攻打越国时，身为越国臣子的仲胥，也曾耗费心力，为越国出谋划策。

　　可惜的是，越国最终还是灭亡了。

　　但桓珩并没有为难越王和他的一众妻儿，相比其他灭亡的国家，越王受到了难得的礼遇。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仲胥，最终，桓珩凭借他礼贤下士时，对有才能之人的宽容尊重，赢得了仲胥的归心。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天下之大，有才能之人不知凡几，但能赏识并礼遇贤才的君主却并不多。

　　即便是当初的越王，对仲胥也做不到这样的耐心与礼遇。

　　理所当然的，仲胥彻底对桓珩折服，此后心甘情愿的为卫国奉献毕生精力，在所不惜。

　　或许这也是卫国的臣下们，尽皆被桓珩收服的缘故。若只是一味以威势压人，便成了暴君，难得的是，桓珩能做到刚柔并济。

　　他礼贤下士时，能让臣子恨不能以头抢地，立时用自己的性命来成就桓珩的大业。但桓珩也从不叫臣子们有僭越的机遇，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御下权衡之道。

　　时光荏苒，又过了一年，原先商议抵御卫国的几个国家，仍旧对卫国满怀敌意，但彼此间，都因为常年的战乱，钱粮缺失，一时间倒有些僵持的意味，似乎都需要休养生息一番。

　　卫国同样也是，不过卫国修建已久的望江水渠，却在这一年建好。

　　无论在再艰难的征战时日中，桓珩都不曾停下对望江水渠的修建，当它真正修建好的那一日，桓珩也免不了心生惘然。

　　纵使他在这些年中，历练得再如何强大，征战天下后，有了多么迫人的气势，他也仍旧是桓珩。

　　曾经甘愿为诸萦俯首跪下，卑微渴望神明垂眸的年轻王侯。

　　当初桓珩虽已下定决心要修建水渠，但为了能与诸萦多说上两句话，便询问起了诸萦。

　　桓珩仍旧记得诸萦当时说，令他依从本心，于是桓珩修建水渠之心愈加坚定。

　　其实，诸萦的那一句依凭本心，不仅仅影响了是否修建水渠，更是使桓珩之后的许多决断都更加清晰，他心志愈发坚定的同时，也稳稳的朝着自己所期望的一切而去。

　　他耗费心力，除了是为夺得天下的野心，更是因为私心，似乎这样做，就能离诸萦近些。

　　他想达成诸萦的愿景，或许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到诸萦，哪怕仅仅是一面。

　　对于桓珩而言，他并未亲眼见证诸萦的离去。

　　她只是在某一日，突然消失不见了，原先居住的摘星台在案几上留下了许多记载糖、盐等，可用于改善民生之物的做法。

　　桓珩知道诸萦迟早有一日会离去，但他没想到会那么快，那么突兀，明明在前一日时，诸萦仍旧面色如常，似往昔一般，对他并不亲近，但却比旁人少了些属于神明的漠然。

　　所以当第二日，桓珩见到人去楼空的摘星台时，才会那么的难以置信，就仿佛心被人剜去了一块，连呼吸都是痛的。

　　他甚至不敢令自己沉溺在失去诸萦踪迹的悲痛中，他怕自己一旦如此，就再也无法完成诸萦的嘱托与期盼。

　　至于后来，他似乎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滋味，越是心痛难以自抑，便越是放纵自己在列国舆图上的野心，似乎这样就能渐渐麻木，麻木到他以为自己能忘却。

　　但桓珩没有料到的是，仅仅是望江水渠被建好，他便又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桓珩喘息一声，闭上双目，抑制住自己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