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就算我们真的冲进了市政府也无济于事，毕竟我见证过比这更刺激的事件，而事情的结果依然没有变化。

　　不过我也并不在意政策决议的结果。

　　政策只是政策，它终归是需要人来遵守执行的。

　　谁来遵守执行？自然是人民。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在这一次游行中，我们严禁任何有碍公共安全卫生的行为，甚至还阻止了几次犯罪活动，离去的时候也没忘记清扫街道和广场。

　　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除了向哥谭政府表明态度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向其他街区的人申明阿卡姆监狱的危害。

　　‘反派是否会养蛊’和日常生活太过遥远，我们选择了另一种切入点。

　　我们告诉其他街区的居民，一旦东区出现阿卡姆之城，势必会造成东区居民的大量外流。

　　至于居民外流会造成什么后果，可以参照难民涌入造成的一系列恶劣影响，事关每一个人的切实生活。

　　像我上辈子，仅仅是不合格的外教就造发了极大的社会问题。

　　就是有点可惜，要是有记者来采访就好了，那可比我们一个个拉人强行安利效率高得多，影响的范围也更广，哪怕是给哥谭政府施加一点舆论压力都行。

　　但那些媒体要么装看不见，要么闭着眼睛直接把我们定义为普通的骚乱。

　　然后，当我们回到基地后，发现竟然有一个记者一直都跟在我们的身后记录，甚至还打算对我们进一步采访调研。

　　这名记者身材宽大，衣着朴实，脸上戴着黑框眼镜，他友好地向我们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克拉克·肯特，是从大都会来的、

　　我问他，是否真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我告诫这位克拉克·肯特记者：“这件事很危险，您很有可能受到人身威胁。”

　　我不知道哥谭有没有新闻自由。

　　我只知道上辈子维基解密的创始人，被称为‘黑色罗宾汉’的阿桑奇被捕入狱，几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变得不成人形。

　　政治庇护保护不了他，他最终被引渡回了那个被他曝光驻军行径的国家。

　　我还知道，走遍140个国家，为第三世界执着发声的菲尔切克记者在出租车内不明死亡。

　　大家都知道是谁干的。

　　克拉克·肯特记者扶了扶眼睛，朝我点头：“我知道，不用担心我。”

　　真奇怪，按理来说，一个人若是说出这种话，都会不自觉地挺胸抬头，但肯特先生却似乎习惯了佝偻着背，而我却依然能感受到他言语中散发的自信和力量。

　　我确信，克拉克·肯特是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他为真相和公正奋斗。

　　肯特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一场漫长且细致的采访，还花了一段时间跟着我们一起调研了东区的居民。

　　东区的居民当然从一开始就不同意阿卡姆之城的计划，但他们无力抵抗，更多的是听之任之，毕竟生活总是这么糟糕，看不见希望。

　　他们也同样不信任星星帮，我们提出的条件太像天下掉下的馅饼，在哥谭人看来，这完全是陷阱。

　　但我们依然从一些孤寡的老人身上找到了突破口——孤单的老人很难拒绝天天上门问好关心帮忙清扫楼道的孩子。

　　我们修缮了老人房屋的水电路线，清理了房屋的灰尘，将他们将阴湿发霉的床单洗净烘干。

　　他们有些困惑不解。

　　“为什么这样做，你们甚至都不是我的孩子。”

　　于是我们回答。

　　“从今天开始，就是了！”

　　我们统计记录下老人的信息，除开特别孤僻古怪有暴力特征的老人，将无处可归的孩子与老人一对一结对为伴。

　　而有了这些例子开头，越开越多的人开始愿意试一试，毕竟在哥谭，警惕极强的人有，爱冒险占小便宜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按照约定，以二八开的成本价格修缮了他们的住处，并发挥了星星帮的特长顺手清理了一下他们的屋子，最后在他们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的目光中离开了他们的视线。

　　于是随着我们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阿卡姆政策——他们舍不得刚刚才获得的干净舒心的住处。

　　很快，哥谭政府便发现了不对劲，他们找不到施工队了。

　　因为，哥谭大部分的中小型工程队都加入到了这次的行动，毕竟有钱不赚是傻子，而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大型工程队则需要考虑是否真的有必要站在这么多同行和居民的对立面。

　　肯特记者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会将所有的情况如实报道。”

　　顺便，他还参观了一下我们印发小册子和宣传单的工作流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议。

　　我真的非常感激他，考虑到肯特记者来自大都会，我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

　　“肯特记者，您是我们的超人！”

　　面对我的赞扬，克拉克·肯特似乎早有预感，他甚至都没有惊讶害羞的表情，而是朝我温和地露出笑容，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的脑海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五谷丰登’和‘稻花香里说丰年’的词句。

　　一定是我的错觉。

　　我送走了克拉克·肯特，继续我们的抗议事业。

　　现在，我们与哥谭政府已经陷入了僵持阶段，在发现无法推行政策后，他们开始围追堵截星星帮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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