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根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异常的，甚至是容易导致误判和错判的。

　这样的情况，为了能够更精准的确定死因和真凶。

　则应该需要通过解剖来确定。

　死者遗体的损伤的检验，非常重要，

　因为它的检验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事赔偿责任，甚至是定罪量刑的问题。

　拿损伤的程度检验来说。

　损伤分为致命伤和非致命伤。

　而凡涉及刑案或民事的非致使伤按对人体的损害程度不同分为重伤、轻伤和轻微伤。

　虽然只是个别字的差异，但是不同的伤种的结果大不一样。

　比如在一个故意伤害案件中，如果将轻伤误鉴定为重伤，

　那么很可能会让这个被告人在监狱里多待上几年甚至是几十年；

　而相反，如果将重伤误鉴定为轻伤，那么被害人的权益就无法保障，犯罪行为也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因此，解剖检验是一个严谨细致的工作，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

　更何况。

　我国的刑狱学问，萌芽于先秦时期，

　在《礼记·月令》中记载“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

　在书中，亦有他杀、杀婴、自缢、外伤性流产等检验案例的记载。

　战国末期还有“令史”专门从事尸体检验和活体检验。

　可见解剖，先古上秦时期，便已有之。

　宋慈《洗冤集录》的问世，更是堪称开天辟地，并在宋朝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可见，古人从古代时期，就已经非常重视刑案检验的作用，刑狱检验工作在历代的破案、断案之中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它不仅可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更让许多无罪的人免于蒙受不白之冤。

　在很多的案件中，杀人案件的现场，现场勘查往往可以正确判明案件的性质，证实、揭露是否为犯罪行为以及查明、侦缉犯人。

　因为犯人在作案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一些物体的变化或者留下一些犯罪的痕迹。

　这些变化和痕迹，往往能反映犯罪的动机和经过。

　比如说，在一个缢死的现场，侦查人员首先要做的是请仵作专门人员来进行一下勘查，

　如尸体周围是否有血迹，

　死前是否有挣扎痕迹，

　现场是否遗留一些如毛发、斑痕之类的物品，

　判断自杀还是他杀，

　这样，断案人员才能确定侦查方向。

　如果是自杀案件，那么就不必再浪费人力物力去追查这个命案的前因后果，为侦查工作省了很多麻烦。

　而如果是他杀案件，断案官员也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获取一定的信息，有助于侦查活动的进一步进行。

　再有就是对尸体的检查，包括对尸体的表面检查和尸体解剖。

　尸体的表面征象往往蕴藏着大量的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专业信息的分析，便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线索。

　而偏偏有些命案中的遗体。

　如果只是通过表面观察，

　尚且无法非常准确的确定死因和受伤情况。

　为了能够快速的确定，唯有进行解剖。

　再通过人体腹胀内部的各个器官，外观颜色，气味形态，以及工作变化等等。

　便可以确定人死前所产生的病变，从而可以推断死者生前究竟受过什么样的伤害和历程。

　这在断案之中，都显得格外重要。

　对破案，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更何况。

　我们解剖的话，还要一边解剖一边记录，记录死者各个脏器的病变和状态。

　为后续破案提供大量的可靠证据。

　同时。解剖过程身边也是有人协助和监督的。

　结束解剖之后，还会对死者的遗体进行精细的缝合，以及适当的清洗。

　最后再让死者完整而体面的下葬。

　整个过程，不会对死者有任何的不敬和亵渎！

　目的是为了能够准确的确定死因，以及揪出潜在的凶手。

　总不能因为这些传统习俗，就置命案于不顾吧？！

　也不能因为这些所谓的习俗，就让凶手逍遥法外吧？！

　此乃学生肺腑之言，还请皇上和诸位大人明鉴！”

　……

　朱元璋和众多官员以及太孙朱允文静静的听着。

　良久，不曾言语。

　坐在龙椅上的朱元璋率先打破沉默，瞪了瞪朱允文身边的那个刑部尚书吴伯昭：

　“吴伯昭，你是刑部尚书，你来说说！

　张丹青的解剖之论，可行否？！”

　被朱元璋点名的刑部尚书吴伯昭，有些为难的看了看身边的诸位同僚，又看了看那个不言不语的太孙朱允文。

　小心翼翼说道：

　“臣恭听陛下旨意，别无异议！”

　倒是个滑头。

　此时众多官员，心里都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

　这种模棱两可的打太极话语，要是在别的君主面前倒也能蒙混过关。

　可他面前是什么样的人？

　那可是开局一个破碗，便能够横扫天下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那可是堪称千古一帝的猛人。

　可不是那些可以随意忽悠的昏庸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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