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局面。这危险仍然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父季实（严遵美），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了以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他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
大唐皇帝竟困顿如此。
韦澳似乎有些觉察，回信给宣宗：“……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来后，把韦澳的书信呈上，宣宗看后“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说：“韦澳有宰相之才，我将召他回来，委以重任。”
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韦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旧低估了宦官的阴险与残酷。他带信给韦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后背生了小疮，但并无生命危险。但宣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知道自己这一病，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按唐宫的经验，心怀不轨的宦官往往会选择这时候向皇帝下手，随后向朝臣宣布皇帝死于疾病。
宣宗的想象马上就得到证实。
有人要动手了。他就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史上对此人没有明晰记载，只知道他是宣宗时代的宦官，掌握着神策军主力。宣宗担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实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动用亲信军士与宦官，将其半软禁起来。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联系。
困顿中的宣宗仍决定发动最后一击，他采取了一个冒险措施：用当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击另一派。他想到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及为他送过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个机会，诏三人入寝宫，告诉他们辅佐好皇子夔王滋，等于给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赖他们的。
《东观奏记》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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