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网飞的一部真人秀，一个叫麻理惠的日本女人通过收纳与整理的秘诀功成名就，她被邀请到饱受物品繁多空间杂乱烦扰的家庭帮忙整理，委托者的家庭堆积了如山高的衣服，麻理惠要她们把衣服统统拿出来看看数量，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就撇弃。
　　我没办法把事情撇弃，只能去挑选出喜欢做的事情。
　　我会炸春卷。
　　能县和芃县都在中国比较靠北的地方，炸春卷并不算是我们习惯的饭食，所以我会做春卷的这件事显得我心灵手巧，我一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特长，什么事貌似都会一点，但什么事也做得不够好，用了一点剩余的咖喱牛肉包进春卷里，等甘玲起来之后放进空气炸锅里，又去做紫菜蛋花汤。
　　沙发上，我和甘玲仍旧各坐一个角落，沉默地吃完饭，甘玲起来洗碗，我去洗漱。
　　好像过了个无事发生的夜晚，我和甘玲的相处模式没有变。
　　唯一要说变了的，或许只是甘玲走之前又特意走到卫生间门口和我打了招呼。
　　“走了。”她这么说，我扶着洗手池往外吐泡沫，目送甘玲打完招呼开门出去。
　　我二十七岁，平生最了不起的事情是曾经站在三百人面前带他们和我一起唱圣诗，口齿清晰，坚定地相信着世界上有神。后来所有事情都无法确定，所有掷地有声的观点都变得模糊，我重新学习思考和说话，变得和我之前不大相同——是内心世界决定了我能开口说出怎样的话，我的世界正在重构，我主动选择了诅咒。
　　和甘玲之间的牵扯像是无法割舍的物品，我短暂地把它端起来放到僻静处，等闲暇时回头再来处理。
　　然后我继续工作。
　　烤鱼店藏污纳垢，或者因为我之前一直忍气吞声于是口耳相传不断吸引流氓前来我们店在我屁股上观光打卡，我忽然从那种混沌中醒过来，把收拾好的擤过鼻涕的餐巾纸扔到了那个流氓的头上。
　　“给我道歉，再摸我就把你的猪蹄剁了！”我这么骂，对方居然也没有急，也没有生气，我预想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我变成新闻中的被害女子，但结果只是摸我的人和他的同伴一齐哈哈大笑，仿佛我的愤怒是一种娇嗔，归于“嬉笑怒骂”的范畴里。
　　我生气地拍着桌子；“笑什么笑，你给我道歉！”
　　他和他的朋友们笑得更加大声了，仿佛他们摸我就是为了看我生气似的。
　　如果他们站起来要扇我一巴掌我反而没有太大的愤怒，但是他们大笑，让我感到羞辱，可我找不出合适的用词，编排不出具体的话语来驳斥，在我还在思考时，就被几个同事拽走，避免我惹是生非。
　　下午休息时，我靠在桌子上，老板给我们几个开会，说起今天中午的事情。
　　“最重要的还是注意自己安全，你没看新闻吗，唐山那几个还有后续？别惹到人家，吃点亏就吃点亏，要是真起来讨个说法，别的不说，他又高又壮，拿起凳子抡你一下你都受不了，更别说其他，这口气不是你能争的，我不是怕惹事，我也是担心你们的安全。”
　　老板掰着手指头痛陈要害，看似对我教导，实则警告所有员工，我二十七岁未婚未育，怎么想都是个软柿子。软柿子后腰硌着桌沿，曲起腿听了一半，脑海中计算着存款的数额和家里的情况，越想越酝酿出一股恶气，过了会儿，他说完了，拍拍手说请我们吃雪糕，让我们都散会。
　　我解下腰间的围裙和胸前的工牌扔在桌子上，倒着放在桌上的椅子像个摔倒的小孩，我推了一下椅背往里靠了靠，平静地去拿走手机揣进兜里，摆摆手。
　　老板说你去哪儿？
　　我说我回家去了。
　　没有五险一金的关系薄弱得仅隔一扇小门，我推门出去之后就断了这份联系，把群一退，短暂的打工生涯结束，我又成了无业游民。
　　甘玲说，在所有人都只是一群猴子的时候也没有职业的区分，只要吃得饱有□□的猴子有孩子可养，猴子就过得很好。
　　我说但现在是现代社会。
　　甘玲说，那就是一群高级猴子上蹿下跳无事可干非常危险，于是需要有些岗位来把猴子们放过去拴着胡萝卜消耗精力，安分守己的同时给猴子大王们上贡些更好的享受，对于我们普通猴子来说，不工作反而是一种超脱，要是活不下去就再去打工。
　　甘玲为了安慰我，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话音里倒是没有什么愤怒和不平，而且想到她还说要去做生意，秉持着要做一只看清生活的真相也还要不断蹦跶的猴子，我就想笑。
　　甘玲之前去卖衣服，摆过摊，骑车卖煎饼，天桥卖鲜花，上门做保洁，进公司做物业，当过客服，自己还曾经跟人合伙攒过一个小小的服务公司，疫情刚来就直接宣告失败。
　　“那接下来如果做生意，要去做什么？”我闲下来，就很多事，把前一天泡好的卷心菜和萝卜夹出来，甘玲正好在洗头，没有听清，过了会儿出来郑重地问我刚刚说什么，我说问她之后的打算。
　　“看海去呀，”甘玲搓着头发坐到板凳上，“帮我吹头发。”
　　我洗洗手去拿吹风机，上一次还是甘玲坐在这里被我染头发呢，我捏着她的发丝，也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想了什么，居然脱口而出：“我头发比你短。”
　　“什么意思？”甘玲回头，打量我的一头短毛，想笑又忍住了，转回，我没敢答，规规矩矩吹着头发。
　　我的意思，我自己也说不上来，仔细回想一下，还有点儿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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