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一见面，院长妈妈就先掏出来一本账本，池迟归看她临走前院里的一万块钱花到了哪里。

　　那账本记得非常详细，小到花五毛钱学生买了两只曲别针缝补校服都记得清清楚楚。

　　池迟归第一反应是，这点小钱也值得记一次？

　　再转念一想，却觉得该是这样。

　　院长妈妈拿着有限的政府救助把他们这一福利院的孩子养大，别的不说，精打细算的功夫肯定是很深的。

　　这么说起来，池迟归记账的习惯其实也是受了她的熏陶。

　　她们俩说了会话, 院长妈妈又叫了个小少年来。

　　小少年叫李稳，就是院长妈妈信上说的那个考上了行初国立大学的。

　　池迟归记得他, 比她小两岁，话很少，只闷头读书。

　　李稳在物理方面非常有建树，去年冬天参加冬令营竞赛拿了金奖, 考试成绩也不错，算上加分刚好能上行初国立大学。

　　说到这, 院长妈妈拉着池迟归的手，反复说：“多亏了你啊。”

　　池迟归一问才知道，参加冬令营光来回路费就要800多，李稳本来不想去的——是院长妈妈说，池迟归当初的一万块钱还剩下小一千呢，把这笔钱掏了出来让他去参加。

　　要是没有这个加分，李稳可能上不去行初国立大学了，要在自由民主联合国本地念二本。

　　“怎么会？”池迟归觉得奇怪：“不是过600就能出去吗，阶梯志愿那么多，除非你第二个志愿就录了本地学校，不然不至于啊。”

　　院长妈妈摆摆手：“今年都变喽。”

　　在往年，自由民主联合国的学生在录取大学这件事上和行初国学生还是一样的（除了不能报考行初大学），只要过了600分，他们自然就能在录取分数榜上论资排辈，跟行初国本土学生比上比下争个好学校。

　　可是今年，这些学校都采用了“名额”制度，自由民主联合国分配定额的招生名额，却不事先提醒也不公告。

　　等到考试结束出了成绩，今年参加考试的3000多自由民主联合国的学生里，分数上了600的有400多个。

　　真录取结束了，好多学生还是阶梯志愿填报的，第一阶梯前五个志愿在首都高校里轮了一圈，名额满了落空了，硬是打回来到第二阶梯了。

　　据李稳说，光是他们学校里，上了600分却最后落到了本地二本的学生就二十来个。

　　就很离谱。

　　池迟归对于学校的招生政策再不了解，也知道这绝对是不对劲的。

　　但是她也说不出个1234来，更不想让两个人担忧，只能告诉李稳，找个合适的时机提前离开自由民主联合国——按照现在的局势来说，她甚至有点担心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他反而出不去了。

　　离开了福利院，池迟归先去学校看了看。

　　此时已经是暑假，学校也关了门空荡荡的，只是往年贴在大门口的喜报今年不见踪影，整个学校都有点萧索的感觉。

　　商业街上的店铺也开的七七八八，行人寥寥。

　　记忆里穿行在这条街上，两边经常放的各类音乐都取消了。

　　往年这时候最流行的升学摆酒活动好像也没了。

　　池迟归又路过一个写着【戮力同心，共克时艰】的标语，上了楼梯发现丽姐的儿童乐园也关张了。

　　她只好又慢吞吞的回到接待的酒店。

　　这次回来，她感觉一切都和之前所见太过不同，让她的心里仿佛有着一团乱麻绞缠个不停。晚上和空易说起这件事，空易她带来了另一个消息：“双方交恶始于一车物资。”

　　1月底，正要过年的时候，潞城边防截获了一车发往自由民主联合国的货运火车，车上载满了陈粮、各类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经过查税，他们发现这辆货车上的货物是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甚至到了亏本的程度）卖自由民主联合国的。

　　最初边防以偷税漏税名目把事情转交了经济税务局。

　　没想到连着拔出萝卜带着泥，发现了五家公司在持续十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以超低价卖自由民主联合国的超过四十万桩交易。

　　偷税漏税变走私。

　　这五家公司自然是不承认的，他们自称主理人是在自由民主联合国长大的，从小受家乡父老关照，因此有所成就后也报答乡里。

　　你能管得了企业家回家做慈善吗？

　　可是这老家毕竟还隔着名义上一层国家。

　　这事一下就难以界定了，需要取证。

　　五家公司的头目趁着机会回到了自由民主联合国，行初国过去要人碰了钉子，事态一下就升级了，从经济纠纷变成了双边贸易摩擦。

　　不过这么多年两边一直也是摩擦着过来的，潞城的多少工作人员甚至自己本身就是自由民主联合国出身的，因此事情一直压着不提。

　　不过从行初国到自由民主联合国的交通就被管制起来了，每一辆货车，每一个往来旅客都要仔细检查，又牵扯出了不少偷偷资助自由民主联合国的事。

　　“其实资助本身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他们一直私下进行，就显得可疑。”空易沉吟：“现在不光是双边贸易的问题了，已经上升到间谍活动。”

　　池迟归赶快跟空易打听具体是怎么回事。

　　他能得到的消息跟她看见的肯定不一样。

　　自由民主联合国十年前宣布回到行初国怀抱——以附属国的身份。

　　不过因为地界狭小，深处内陆又资源匮乏，行初国其实也没怎么拿他们当回事——顶多是稍微管控了点。

　　在回归的当年，自由民主联合国的学生就已经能和行初国学生一起排榜上大学。

　　转眼十年过去，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茬又一茬，大部分都留在了行初国的各地——潞城算是人很多的。

　　离土不离家，挂念着老家的学生不少，只不过碍于形势，基本都是偷着资助。

　　也因此从外面看上去，就是自由民主联合国的尖子一年又一年的送到行初国，从此再没回来过。

　　自由民主联合国本地人说这是行初国在“掐尖”，把一个地方优秀的年轻人都掐走，那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落败了。

　　而对于行初国，现在偷着资助的事一出来，就变成了“外来的养不熟”，早年出来读书的自由民主联合国学生个个都成了二五仔。

　　国与家的事，大家本来就同根生，只不过十几年前因为思想的碰撞走上了不同的路，谁是谁非从个人角度来说，又哪里说得清呢？

　　这里面，最坐不住的是自由民主联合国的掌事人了。

　　早就说过自由民主联合国的资源匮乏，这么多年经济又在事实上的一直走着下坡路——能维持现状有多少是靠着私下的资助来支持着呢？

　　现在行初国一严查，立马市场凋敝，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又因为两边“二五仔”的事越演越烈，自由民主联合国发了个公告，诚邀本国学有所成的儿女们回国建设国家。

　　这下好了，不回去的，在他们那被人骂是叛国，在行初国被人怀疑是不是要当二五仔。

　　回去了的，多年经营，家业全在外，一下全都要重来。

　　两边拉锯，先苦了居民，后苦了打工人，再然后，随着首都高校的定额缩招，又倒霉了一届学生。

　　行初国这边其实态度很好理解：你们现在吃喝穿用全靠我们，稍微动动手你们日子都过不下去，折腾什么呢，不个教训说不过去。

　　自由民主联合国的被针对的很惨，也察觉到事情不对劲——要是再不动动，怕是要自然亡国了。

　　你想想，一个普通群众见着学生就劝她快点跑的国家，真要打起来了，最先溜的是谁啊。

　　池迟归叹了口气：“因为自由民主联合国不讲政治。”

　　现在看来，自由民主联合国该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产物。

　　他们不知从何时起有了思想的萌芽并且为之进行了一番努力——这种努力也是理想化的。

　　小国，寡民。

　　他们信奉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因此在小国的治理上更是简单纯粹：对于居民，叫他们衣食充足，教养得当，老幼皆安就足够了。

　　也因此他们信奉真正的“自由”，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赞成他们的想法，甚至不在课堂上叫年轻一代们也学习他们的思想。

　　他们有点姜太公钓鱼的感觉，甚至还说不定恨不得学生们因为不赞成他们的思想而离开这里——毕竟只有这样，留在这里的人才会成分越纯粹，越易于管理。

　　空易总结：“这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换一种说法的话，他更像一个用透明玻璃罩子盖上的试验田。向大家展示一下，嗨，看到了吗，我的实验做的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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